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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的法理及判例，司法审查是纠正不法行为的基本措施，若行政机关超越法定权限，则司法审查乃理所当然之事。

[11] 关于功能分化社会中政治系统功能的限定，参见李忠夏：《法治国的宪法内涵——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3页以下。虽然八二宪法在制定时就已考虑要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和加强它的组织，[41]并且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事实上也有所扩权，大量的立法事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而非全国人大承担，[42]但这并未使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变为分处不同维度的两个机构，全国人大仍然承担着相应的立法工作。

具体而言，政的一面将适度得到加强。合宪性审查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1]这意味着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建设被正式提上中国的政治议程。从规范文本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部宪法都对民主集中制作出了规定。有关作为新民主主义政体的民主集中制的论述，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一结构是当今中国政治稳定的重要前提。

（一）理解民主集中制的政治社会学视角 民主集中制最早由列宁提出，[7]在实践中逐渐发展。[54] 参见胡锦光：《论我国法院适用宪法的空间》，《政法论丛》2019年第4期，第13页。美国消费者对互联网安全也比欧盟的数据主体更有信心。

数据挖掘却是以牺牲人格利益的方式进行的。这种身份悖谬是由互联网结构、大数据模式以及法律规范不足共同导致的，也意味着数据自决和意思自治难以实现，政府监管和法律保护才是当前信息隐私保护可行的主导机制。这一点可从令人瞩目的《2018年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The California Consumer Privacy Act of 2018，以下简称CCPA）看出。在未来立法中做好顶层设计，谨慎规划，逐步规范隐私身份法律术语，重点加强具有执行力的大数据隐私保护机制的设置。

这种界定非常宽泛，并没有像欧盟那样新增法律身份，为通过消费者范畴扩展隐私保护奠定了基础。以上这些都充分说明消费者身份在美国隐私法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地位。

尤其是在互联网中自然人隐私保护缺乏恰当的身份保障。这是因为立法毕竟无法突破互联网架构和大数据模式造成的自然人与其数据间关系的不确定性。除此以外，FTC还有权执行一些比较具体的与隐私相关的法律，例如《反垃圾邮件法》《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电话营销与消费欺诈滥用防治法》等。用户身份并不以注册为前提，只要享受了某种服务或使用了某种应用就可成为用户。

互联网此后被牟利和控制逻辑主导。参与构建互联网的技术精英以及富于前瞻性的观察家都将互联网视为自由人的自由联合。2018 年9 月26日，美国联邦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代表商务部公开征集发展消费者隐私管理办法的意见。而美国则对企业数据处理的活动采取了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但对违法行为的事后追究非常严厉。

第二，务实规定信息隐私权利。同样规范网络运营者义务的第40条和第41条，前者使用的是用户，后者使用了个人。

毕竟唯有具备一定的自律和责任意识的自然人才堪称个人信息主体。自2013年实施的《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GBZ 28828-2012）使用个人信息主体这一表述后，其后推出的国家标准就更倾向于使用这一与GDPR数据主体非常接近的术语。

美国则采取实用主义立场，充分利用既有法律身份和监管机制进行隐私保护，尤其倚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数据挖掘后很可能出现新的可识别的数据主体，但在他们同意之前，其数据已经被处理和利用。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规定处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章经营者的义务，而没有规定于第二章消费者的权利。2018 年8 月14 日，巴西《通用数据保护法》（Lei Geral de Proteção de Dados，简称LGPD）获得通过并将于2020年2月正式生效。该条文中的他人个人信息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然而，由于欧盟设定的数据主体的权利不能脱离监管手段而独立存在。

[22] Pierre Larouche, Martin Peitz, Nadya Purtova, Consumer Privacy in Network Industries, A CERRE Policy Report, https://cerre.eu/publications/consumer-privacy-network-industries, 2019年1月28日访问, p53. [23] Alan Mcquinn, Daniel Castro, Why Stronger Privacy Regulations Do Not Spur Increased Internet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Foundation July 2018, p.18. [24] 参见王金龙诉汉庭隐私权纠纷案（（2014）浦民一（民）初字第501号）。实践中，公民个人信息遭侵害后通过提起民事侵权诉讼维权的效果大多令人失望。

自然人应该能自由调取这些数据，决定是否以及提供哪些数据给相应的服务平台或企业，而且有权在终止服务后彻底销毁因享受服务产生的相关数据。所以我国应该在信息隐私身份设定上有所创建。

更关键的是，尽管法律上赋予数据主体多种权利，却没有赋予其数据所有权。参见程啸：论大数据时代的个人数据权利，《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欧盟官方和民间并没有更多考虑如何加强数据主体的自我约束，而是努力扩展数据主体的使用豁免，使其不必承当过重的法律义务。数据控制者掌握数据处理的主动权，而且是数据集中和处理的枢纽，因此承担更多的数据保护义务。自然人在互联网中最常见的身份就是用户。而其沿用了之前联邦政府类似文件中消费者隐私的术语。

[23] 三、我国信息隐私保护的身份定位思考 由于尚无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我国法律关于信息隐私的身份规定呈现多元性。2018年实施的《个人信息安全规范》（GB/T 35273—2017）沿用了 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这个术语，并以一种非常接近GDPR的方式将其界定为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

[3]单从技术角度看，区块链具有确立自然人网络主体身份的潜力，更利于保护隐私。无疑，印度和巴西延续了欧盟在个人数据保护领域的理想主义。

除了消费者身份外，用户和个人信息主体身份关联的可执行规范往往表现为对网络运营者或相关业者有直接约束力的国家标准。例如《网络安全法》第41条规定了若干个人信息安全的原则，包括合法、正当、必要、同意、合法等。

最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经济体，我国应该能够在信息隐私保护方面起到一定引领作用。参见闫桂勋等：数据共享安全框架研究，《信息安全研究》2019年04期。进入专题： 个人信息 信息隐私 隐私保护 数据主体 消费者隐私 。原因是作为具有成文法传统的国家，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信息隐私身份做出妥善规定有利于我国信息隐私保护法律规范体系的建构，对社会实践的引导作用非凡。

2012年2月23日，美国联邦政府提出一项名为《消费者隐私权法案》的立法框架。关键在于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应有意识地避免设立难于实现或有较大副作用的权利。

严格来讲，用户并不实际拥有其在网络上的各种身份。CERRE呼吁应该为私法机制留下更多空间。

一些企业也开始采取积极措施促进不同平台间数据的顺利转移。我国信息隐私主体的现有法律定位模糊。